1975年8月5日至8日，受“7503”号台风带来的暴雨影响，在淮河流域洪汝河、沙颍河上游及长江流域唐白河上游发生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洪水造成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竹沟、田岗两座中型水库和58座小型水库垮坝，淹没面积达1.2万平方公里，2.6万人丧生，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

　　2015年8月5日，在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召开的“75·8”特大洪水40周年纪念活动座谈会上，亲历者、河南省副省长王铁提出四个铭记。第一，铭记极端天气纪录，平时就要做好遇到“千年一遇大雨”的思想准备；第二，铭记特大灾害的损失，绝不轻视水库垮坝带来的重大损失；第三，铭记麻痹思想的危害，在“75·8”特大洪水发生前，河南遇到大旱，人们没有料到旱涝急转，雨会下得如此极端；第四，铭记通信不畅的教训，通信不畅，各部门不联动，防灾减灾就无法发挥效益。

　　四十年过去，防灾减灾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相关法规、预案、体系日益完善，防灾减灾水平明显提高，回望“75·8”特大洪水，我们还需要铭记和借鉴什么？

　　始料未及雨量远超预期让人瞠目结舌

　　1975年7月31日，“7503”号台风在太平洋生成，穿越福建、江西后向西北深入内陆。

　　8月5日20时，台风到达湖南常德附近后转向北偏东方向，6日21时进入河南，在桐柏县附近徘徊，7日到达唐河以东大约15公里的地方，13时后又折向南下，但仍徘徊在桐柏与大洪山之间。

　　当时，郑州有一部雷达，但赶上临时分区域停电，加上备份柴油发电机没有柴油，郑州的雷达并没有在监测中发挥作用，也没有留下任何资料。而中科院大气所有一部APT（自动图像传输）接收装备，本可以接收卫星云图，也不巧在当晚出现故障，由于不在业务运行中没有及时修理。

　　所有对“7503”台风的认知只能通过地面气象观测站点的风雨数据。幸运的是，台风行进途中的气象站点还在准点通过发报机播发数据。

　　台风移向河南驻马店地区，气象预报员是知道的。会下大雨暴雨，预报员也是知道的。

　　在分析完天气图后，预报员们就明白，在伏牛山脉与大洪山之间的大弧形地带，台风停留在那里，南来气流和北方冷空气在此发生剧烈的垂直运动，水汽充沛，一定会下很大的雨。

　　但是，当时没有方法可以算出究竟会下多大的雨，预报员只能凭借天气学外推及预报经验判断雨量大小。

　　中央气象台当班预报员咬着牙画了100毫米的降雨圈。100毫米已经达到暴雨量级。当班预报员1969年从学校毕业，从业6年，在内陆从没预报过这么大的雨。从当时的预报经验看，我国内陆发生100毫米的降雨已经相当惊人了。

　　事实上，雨量远远超出了预期。

　　8月5日至7日，暴雨中心在河南省泌阳县林庄，中心最大过程雨量1605.3毫米，中心最大24小时雨量为1060.3毫米，6小时雨量830.1毫米。总雨量超过1000毫米的面积达到1460平方公里。

　　这是一次局地性降雨，5天累计降雨量超过200毫米的地区面积合计43800平方公里，相应范围内总降雨201亿立方米。

　　据林庄雨量站观测员陈家山回忆，由于雨大风急，设置在院子里的雨量筒几乎不能用于测量。他将雨量筒固定在屋里，用茶缸一杯一杯接水倒入量杯进行测量，这一数据才得以记录和保存。

　　从中央气象台到河南当地气象部门，所有人都对这一数据瞠目结舌：没有预想过这么大的雨，没有健全的观测网络，只有稀疏分布的几个气象站；没有可预报暴雨量级的客观技术手段，就连经验几乎都没有。

　　坝垮水落洪水肆意横流

　　8月5日，板桥水库水位迅速上升到107.9米，已经接近最高蓄水位。5日晚，板桥水库管理局电话总机室被水泡塌，电话线路中断。6日23时，板桥水库主溢洪道闸门已经提出水面，输水道全部打开泄洪。但水位仍在上涨，水库水位高达112.91米。

　　7日19时30分和8日0时20分，水库管理局用当地驻军的军用通信设备两次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急电，请求用飞机炸掉副溢洪道，确保大坝安全，可是，均未能传到上级部门领导手中。

　　雨继续下，板桥水库岌岌可危。上涨的库水迅速平坝，爬上防浪墙，将防浪墙上的沙壳一块块掏空。在慌乱和惊恐中，大批水库职工、家属转移到附近高地。这时，一串炸耳惊雷后，有人惊叫：“水落了。”

　　刚才还在及膝的水中挣扎的人们突然发现，水“哗”地落了下去。大水倾泻而下，洪水以5米至9米的水头，咆哮着冲向下游。不到6个小时，板桥水库下倾洪水7.01亿立方米。

　　当时，在“大跃进”的推动下，驻马店地区的水库建设如雨后春笋一般。“多快好省”及“重视蓄洪”的建坝方针为垮坝埋下隐患，河道宣泄不畅、堤防不固等问题让大坝在极端降雨面前不堪一击。加上通信中断，情况就更加危急。

　　时任薄山水库管理局主任寇国政回忆，电话没法打通，雨大得让人无法通行，上游水库进库量不知道，流域面积雨量不知道，下游群众是否转移也不知道。

　　于是，寇国政对军队的一个连长说，只管鸣枪，只要能让下游群众转移，回头我负责给你要子弹。连长在大坝上鸣枪，可是风大雨大，下游群众根本听不见，最后在被子上浇上汽油，点燃作为信号。很快，薄山水库上游的竹沟水库垮坝了，来水量陡增，薄山水库满溢。

　　据统计，在“75·8”特大洪水中，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竹沟、田岗两座中型水库，58座小型水库在短短数小时内相继垮坝溃决。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近60亿立方米的洪水肆意横流。

　　洪水梦魇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

　　洪水所到之处，生灵涂炭。

　　积蓄的势能瞬间释放，轻易就扫荡了平原上的一切。一些人被途中的电线、铁丝缠绕勒死，或被冲入涵洞窒息而死，更多的人在洪水翻越京广线铁路高坡时，坠入漩涡淹死。

　　在京广线以东，上蔡县蔡沟乡孟庄村12岁的张运国因躲在两层楼高的粪堆上躲过一劫。

　　8月7日傍晚，孟庄村应上级要求，组织了数十名青壮年基干民兵赶到10里外的黑河河堤参加应急抢险工作。

　　夜里，黑河已经开始决口，眼看就要守不住。他们丢弃了铁锹、大锤等抢险工具，纷纷跑回来，让村民们不要睡觉。

　　于是，村民们开始忙活，把成袋的粮食绑在大树上，携家带口去地势高的地方避难。

　　在那个“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年代，每个生产队都会为粮食生产堆起高高的粪堆。张运国在大人的带领下，蹚着没过膝盖的水，爬上了近百平方米的、两层楼高的粪堆。

　　雨一直没有停，村民们也没有表。大约是在黎明，上游大水倾泻而来。这时，孟庄村的人们才突然意识到——上游垮坝了。

　　转眼间，浑浊的洪水已漫过粪堆三分之一。风声、雨声、惊叫声和哭声此起彼伏。借着黎明的微光，张运国看见大片的房屋相继倒塌，水面上不时从上游漂下牲畜尸体。放眼望去，一片水汪汪，只有几个粪堆冒着一点尖。

　　幸运的是，京广线对大坝来水进行了一次“拦截”，孟庄村水势这才没有上游那么猛烈。加上村民们彻夜没睡，躲在高处，除了房屋遭到毁灭性倒塌、农作物绝收外，全村几百口人，无人遇难。

　　但是大坝上游、京广线以西的人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板桥水库垮坝后，第一个水头很快就来到下游沙河第十一道弯北岸洼地的魏湾，接着是毗邻魏湾的赵庄——这是一个更深的洼地，接着是文城、阳丰、遂平县城，直到京广铁路。

　　遂平县魏湾村的赵英瞬间失去了14名亲人。赵英从倒塌的家中逃出来，被困在一座老房子里，那里聚集了近百人，大水已经向屋里渗透，有人把被子堵在门上，想把水堵住。

　　可是大水怎是堵得住的。房子塌了，百余口人，活下来的没有几个。赵英和丈夫扒拉上了一个高粱秆织成的席状物，得以幸存。

　　1975年8月8日之后，很多幸存者的生活“从零”开始。因为就连祖坟都被洪水连根拔去了。

　　40年后的今天，张运国对记者说，他听说，京广线西侧有很多死人，当时没见到，但今天仔细想来，京广铁路路基那么高，水能漫过路基，持续几天不退，上游的人还躲得过么？

　　官方数据记载，河南省29个县市，1100万人受灾，超过2.6万人死难，倒塌房屋560万间，死伤牲畜44万头，纵贯中国南北的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

　　大水退去暴雨研究登上历史舞台

　　河道宣泄不畅、水位居高不下，浸泡灾害更加剧了这场灾难。

　　当时，开闸分洪和垮坝来水汇聚，奔涌向宿鸭湖水库。本身水位就很高的宿鸭湖水库十分危急。水利专家陈惺提出，必须爆破炸开阻水部位，加速行洪。建议获得国家相关领导批准后，8月14日，爆破开始，前后用了两天时间。

　　在洪水浸泡的时候，张运国跟着爷爷跑到10公里外没进水的村庄，在已经收获的红薯地里翻泥土，运气好时，一天能寻到几块红薯果腹。

　　此时，郑州市全市都在摊烙饼，空投到灾区。再后来，救济粮也来了。

　　据记载，沙颍河、洪汝河河道堤防多处漫溢决口，洪水互相流窜，至8月底、9月初才全部退至淮河干流。

　　水落之后，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任中央气象台预报组组长的李泽椿来到事发现场。这里巨大的苍蝇漫天飞舞，让他终生难忘。

　　大坝落水的冲击力在水退去后依然能够显现。像坦克一般的东方红54号拖拉机，被冲到几里之外；水坝下游的电线杆不是冲走的，而是折断的；水库管委会4层的建筑被冲得连地基都不剩……

　　李泽椿去了驻马店气象台。上世纪70年代，中央气象台和地方气象部门只能通过长途电话进行会商。长途电话很贵，因此这不是一个常用渠道。预报员们见了面，算是对特大暴雨进行了初步的总结。 回来后，李泽椿应中科院大气所党委书记邀请，报告灾区实际情况。在当时，人们习惯于隐瞒所见缺点，而现场所见除了极端暴雨之外，建坝误区、预报误差、应急响应不到位、通信不畅等人为因素无疑放大了灾害影响。起初，李泽椿有些担心，在得到“绝不外泄”的保证后，才前去做了报告。

　　这之后，暴雨预报作为防灾减灾的前端，才更加受到重视。

　　当时的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前身） 研究人员吴正华回忆，1975年10月，北京、河南、河北、安徽、湖北等省（市）气象局，黄河水利委员会、淮河水利委员会，北京大学、中科院大气所等单位的几十名科研人员在中央气象局（中国气象局前身） 碰头，被业界称为“北京会战”。研究人员分别介绍了在灾害发生后两个月时间里，各单位对此次特大暴雨的初步分析。

　　紧接着，中央气象局分别在南京和郑州两地组织了两场“会战”。吴正华参加了1976年初召开的、以分析暴雨成因为主的“南京会战”。过完春节，50多名气象科研人员住进当时的南京空军气象学院（现为解放军理工大学），一待就是58天。“南京会战”的技术顾问是陶诗言院士和张丙辰教授。学者们使用手工计算方式对特大暴雨进行相关计算。

　　没过多久，以解决台风暴雨预报为主的“郑州会战”开始。一些研究人员“两头跑”。

　　吴正华至今记得，时任中央气象局总工程师的程纯枢拎着两个破布袋子，塞进几件衣服，就上了飞机从南京赶去参加“郑州会战”。

　　此后，学者们自发组织进行暴雨研究。1981年，由北方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局及北京大学、中科院大气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的科技骨干共同参加的北方暴雨科研协作组正式成立。长江流域和华南暴雨科研协作组也相继成立。

　　伴随着一项项研究，一次次“会战”，暴雨预报方法研究有了眉目，有的研究者试图研究区域性数值模式，对暴雨进行预报。

　　可以说，随着大水退去，暴雨研究登上历史舞台。

　　四十年后暴雨预报仍在探索

　　经过四十年的发展，我国防灾减灾体制机制不断健全，法规预案体系日益完善，减灾保障水平明显提高。

　　在防灾减灾的前端，暴雨预报取得了进步。地面观测站、雷达、卫星等观测手段不断完善，气象数据应用能力不断提高。同时，数值模式已经被证实是可用于预报暴雨的有效方法之一。

　　大气物理中的客观规律变成数值模式中的参数化方程，使用大型计算机，带入初始场，便可对天气变化进行预判。

　　几年前，气象专家曾将“75·8”并不完整的数据带入数值模式。暴雨预报已从天气学外推跨越到基于物理过程的计算中。

　　气象现代化建设成果，提高了预报员监测天气变化的能力、丰富了认识大气运动的资料，有效的客观预报技术为暴雨灾害预测预警创造了必要条件；相关部门能够及时收到天气灾害预警，调整生产生活；老百姓也能多渠道获取天气信息，趋利避害。

　　但是，暴雨预报仍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华北地区偏干旱气候的到来，气象界曾流行一时的暴雨研究慢慢减少，许多学者转而攻关气候变化的全球议题。

　　暴雨分为两种，一种是稳定的、长时间的雨带，另一种是分散孤立的强对流降雨。目前，前者逐渐可以预报，而后者依旧困难，在哪里下、会下多大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李泽椿认为主要问题在于机理仍然没有搞清。大气可分为不同尺度的网格，尺度大了，里面大气运动的细节就会被忽略掉。不将这些“细节”进行参数化，观测数据分辨率再高、集合预报成员再多，也很难做出准确预报。

　　还有一点值得深思。如今，无论是气象预报员、水利工作者，或是应急服务人员，几乎没有经历过“75·8”那样的极端暴雨，缺乏应对经验。2012年7月21日，北京发生特大暴雨，北京市气象台连发5个预警，级别上升到橙色。当天，全市平均降雨量达164毫米，70多人遇难，约190万人受灾。

　　四十年后的今天，全球气候变暖使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规律有所变化，如何进一步提高防灾减灾意识，加强防灾减灾能力，依然值得深思。

　　文章来源：中国天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