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桥镇街头随处可见装满二氧化碳气体的槽罐车驶过 何海宁/图

　　南方周末7月8日报道 12家二氧化碳回收企业，密聚苏州，为自己受损的行业利益鼓呼，却意外击中了中国最大二氧化碳气田——黄桥气田的生死命门：是违背减排大势的环境祸害，还是顺应市场的稀缺资源？

　　绝地反击

　　“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这是一个罕见的场景：平日的竞争对手自发聚在一起，同仇敌忾地声讨共同的敌人。

　　6月25日，江苏苏州，12家江苏省内二氧化碳回收企业（下称回收企业）的老总在一家酒店闷声开会。烟雾缭绕中，不时有人言辞激烈，王荣华低着头，不时记录。

　　这位江苏省气体工业协会秘书长试图扭转会议方向，将枪口指向市场上没有二氧化碳经营许可证的小企业，但没有人愿意附和这个权宜之策，抨击目标出奇一致：关闭黄桥二氧化碳气田。

　　“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会议召集人张孝民说。他是徐州一家二氧化碳回收企业的总经理。

　　黄桥二氧化碳气田（以下简称黄桥气田）可是个庞然大物。它位于江苏省泰兴市黄桥镇，是全国最大的二氧化碳气田，可采储量约600亿立方米。这是不为公众熟知的一种地下资源，它如同石油、天然气一样被勘探、开采，并拥有广阔的市场需求：造船、筑桥等工程建设的焊接，金属加工，啤酒、碳酸饮料等的添加剂，各类化学用品的原料，消防用品，等等。

　　因为黄桥气田开采的二氧化碳纯度达99.9%，稍作提纯就可销售，简单工艺带来了低成本优势，张孝民估计，这些气田开采所得二氧化碳出厂价可以低于200元/吨。

　　而这显然是回收企业无法抗衡的价格狙击。回收企业只能从化肥、乙醇、发电等产生废气的工厂里回收二氧化碳，再度销售，光每台回收设备投入就要500万至800万元，每吨气体至少卖到250元至350元才能勉强运转。

　　惨烈的价格战令张孝民疲于奔命，工厂处于半停工状态，不仅江苏，整个华东市场都深受影响。“山东是全国二氧化碳回收生产基地，全省35家回收企业，光设备投入就要两个亿，但现在开工量就只能达到30%。”张孝民说。

　　王荣华统计了一番，江苏省的回收企业每年二氧化碳产量约为96万吨，但“加起来还不如黄桥一个气田”。而江苏省的市场容量仅在50万吨，加上浙江、上海等地，华东市场供求才勉强平衡。现在，气田一出，回收企业几坠深渊。

　　基于利益受损的不忿，回收企业视黄桥气田为眼中钉。张孝民说，早在今年4月份，他就通过中国工业气体工业协会二氧化碳专业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针对黄桥气田的治理建议报告，报告要求：严格界定气田开采的地下二氧化碳的用途（驱油、化工原料），制止其作为二次排放产品（焊接用、食品添加剂等）在市场上的流通。这么建议，实际上是为回收企业保留一份安稳的市场领地。

　　报告转交给了工信部、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但石沉大海。张孝民打电话询问二氧化碳专业委员会，得到的答复是“无能为力，没有人管这一块”。

　　谁在减法，谁在加法？

　　“这就像给自行车打气，一边在打气，一边在放气。”

　　这场由利益受损者发起的抗争，却意外击中了中国最大二氧化碳气田的生死命门。

　　现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发展低碳经济，是谁也无法忽视的国家产业导向。几乎每个与会的回收企业老总都会谈及，国家承诺的40%至45%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减排量目标；国家正不惜人力和巨资推动二氧化碳的地下储存的大趋势。

　　这实际上也是回收企业紧握在手的最强势的舆论武器：二氧化碳是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之一，只能减少，不能增加。

　　回收企业认为，它们的产品来自其他生产环节中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回收，进行二次使用，对减排做出了贡献。而气田开采却在源源不断地做加法。“这就像给自行车打气，一边在打气，一边在放气。”张孝民说。

　　他甚至算了一笔账，捕捉并储存二氧化碳入地，需要800至1000元/吨的成本。如果黄桥气田开采出来的二氧化碳，最终都要重新储存，这意味着每年要花费十多亿资金，“气田开采所产生的利益与之相比较，如九牛一毛”。

　　更重要的是，“我们响应国家号召，回收利用废气，为减排做贡献，但黄桥气田开发严重打击了我们的积极性。”

　　黄桥气田采矿权人是中石化华东石油管理局，位于黄桥镇的泰兴二氧化碳厂（下称泰兴厂）是其下属的生产工厂。

　　目前，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仍只是回收企业的一厢情愿。泰兴厂生产如常，载重20吨的槽罐车不时出入工厂大门，环绕厂区的如皋运河边停靠着数艘运输船，等待着装货，进入华东市场。

　　泰兴厂生产部负责人丁成扬觉得“气田冲击市场”一说“有点不通情理”，他说，“市场有需求，我们能供应价廉物美的产品，有什么错？而回收企业太依赖于上游主产品的配套生产，如果主产品停了，二氧化碳作为下游产品就会停，没有办法随时满足市场。”

　　但泰兴厂面临的减排压力却是悄然酝酿的。2009年，中科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小春曾到黄桥镇调查，“我感觉他们（指泰兴厂）也在担心，在现在的减排背景和舆论之下，二氧化碳开采做不长久。我很直白地说，继续生产下去，不是个办法。他们也在点头。”

　　“关于减排压力，我们已经开了很多次会议，企业要既不影响市场，也不能单纯依靠二氧化碳生产，我们一直在思考。”丁成扬坦言。

　　据其介绍，从2008年开始，泰兴厂已在研究二氧化碳驱油技术，即利用二氧化碳回灌，提取地下常规难以开采的石油，而不再单纯从事简单的二氧化碳生产和销售。

　　挂羊头，卖狗肉？

　　灰色生产链的存在，导致真正的气田产量，一直模棱两可。

　　其实开采二氧化碳气田并非中国独有，巴西、阿尔及利亚、东南亚等国家，二氧化碳气田也是奉行“开采-销售”的开发模式。

　　但回收企业指责，黄桥气田的开采一直处于失序状态，即便泰兴厂尝试转变，但那些密布气田周围的小厂，仍在暗自销售二氧化碳气体，令其作为二次排放产品，难免将资源转化为了气候变暖的祸害。

　　这几年，二氧化碳气体广泛应用于消防、医药、农业、食品、焊接等领域，更成为众多化工产品的重要原料，俨然是利润丰厚、供不应求的香饽饽。

　　一名回收企业的老总直言，几年前供不应求时，二氧化碳出厂价一度达到了600元/吨，利润高达200%。而现在新疆、云南等地由于供不应求，价格可能达到了1000元/吨。

　　黄桥气田自然成了趋之若鹜的目标。据知情人透露，一些黄桥镇当地人通过各种关系，从通往泰兴厂的气田管道上“偷气”，自己成立小作坊，不经提纯处理就开始销售。

　　泰兴市国土局矿产资源管理办公室主任戴新华估计，混乱时小厂数量大概有15家。

　　这样灰色生产链的存在，导致真正的气田产量，竟一直模棱两可。泰兴厂生产部负责人丁成扬称是20多万吨，泰兴市国土局的数据是近3年的平均数36万吨，而专家李小春在某次会议上听到的是50多万吨，竞争对手回收企业的市场经验认定是100万吨左右。

　　2008年4月，泰兴市政府进行了行业整治，杜绝“无政府”状况，对生产企业进行“一厂一表”管理，并要向矿权人华东石油局缴纳200元/吨的资源费。但混乱之疾，仍未根绝，相反却另有表现。

　　二氧化碳因其需加压运输使用、致人窒息等特性，属于国家危险品管理目录，生产企业需要有安全生产许可证，销售时要具备二氧化碳的经营许可证。但黄桥的许多小厂并无上述证件，只能以生产化工产品为幌子。一名化工企业销售经理举例，比如上马生产苏打水的设备，将二氧化碳作为其回收产品，巧立名目进行销售，“苏打水一年生产个几吨，做做样子，其实还是卖二氧化碳”。

　　对外销售时，票据填写也是“打擦边球”，写上“二氧化碳液碳”，待到经销商进货之后，再出货时就可以把“液碳”二字模糊掉，产品就成了“二氧化碳”。

　　“这实际上是在挂羊头卖狗肉。”中国工业气体工业协会二氧化碳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建冲说。记者从黄桥工业园区管委会亦得到印证，黄桥镇和相邻的溪桥镇几乎没有成型的二氧化碳化工企业。管委会党政办副主任丁虎生提及溪桥镇有一家生产降解塑料的企业和一家干冰厂，“不过，这些厂规模太小了，谈不上产业”。

　　因为小厂出气成本低廉，大打价格战，导致华东二氧化碳市场目前恶性竞争激烈，价格已经低至约200元/吨。

　　政策空白，争议不休

　　“关闭黄桥气田没有法律依据，国家要通过政策杠杆来调整。”

　　据李小春介绍，全国已探明的二氧化碳气田有三十多处。黄桥气田可能是开采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处，此外东北等地一些油田也在开采二氧化碳。

　　2005年，国土资源部转发了国务院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通知，其中规定，二氧化碳气的开采，授权省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颁发采矿许可证。除此之外，未见更具针对性的相关政策。

　　国家层面似乎忽略了这一地下资源领域的政策指引。赵世卿是南京一家回收企业总经理，他曾给国家发改委发去投诉邮件，回信称，这不属于国家发改委业务范围，请向国家能源局提出。

　　发给能源局的邮件却至今没有回复。赵世卿又致电国家环保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司，“接电话的女同志表现得很惊讶，说还有这种事？但这件事也不归环保部管。”

　　本报记者向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国土资源部咨询这一领域的政策，截止发稿前，也都未有答复。

　　业内专家对此也莫衷一是。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张永春正在主持欧盟一个二氧化碳捕捉与储存研究课题，他把黄桥气田形容为“罪魁祸首”。不久前，江苏省曾邀请他参与一个发电厂二氧化碳回收项目的调研工作，他很不客气地说：“你们这里黄桥每年开采几十万吨，都没人去管，现在还要投资上亿元回收。你们应该先去把开采的关闭了再说。”

　　他希望国家能重视这个问题，否则后果严重，“现在很多单位都不愿意上马回收设备，因为要投入，如果卖不出钱，企业不愿意做。”

　　而支持开采者，如华东理工大学的田衡水教授则言，“我们一要考虑环境，二要考虑经济成本。”

　　他建议将不好处理的回收二氧化碳储存入地。而节能减排的目标应该从总量上考虑，可以通过其他领域、其他新能源技术来达到，不能放弃优质低价的产品，应该适用于市场规则，不能硬性规定。

　　“现在关闭黄桥气田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国家必须要通过政策杠杆来调整。”李小春说，“目前二氧化碳市场需求量大，如果没有出现替代品的话，也没有办法关掉。我希望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中能找到新办法，就可以不用开采了。”